“李杜诗篇万口传，至今已觉不新鲜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这首公然叫板唐代李白、杜甫两大诗人的《论诗》，正出自清中期著名史学家、文学家赵翼之手。

赵翼（1727—1814），字云崧（一作耘菘），号瓯北，常州府阳湖县（今江苏常州）人。他长于文史，考据精审，持论明通，所著《廿二史札记》被称为“清代三大史学名著”之一；他还创作了大量诗歌并广泛流传，与同时代的袁枚、蒋士铨并称为“乾隆三大家”。

赵翼年轻时即文名籍籍，以“捷悟”（才思敏捷）著称。他历任翰林院编修、广西镇安知府、贵州贵西兵备道等职，还曾担任广州知府，为官勤恳廉洁，深受百姓拥戴。在赵翼的仕宦生涯中，遭人嫉妒、拉拢甚至构陷之事不在少数，而他始终以清廉品行和铮铮傲骨示人，不随世浮沉，不竞逐富贵，官居高位却毅然致仕著书，终成名垂丹青的史学大家，在为官、为文两方面都堪为今人榜样。

赵翼像。简仁山作

勤苦及第 谦虚清白

赵翼早年家境贫寒，父亲赵惟宽是一名乡下塾师，靠着微薄的收入，勉强维持一家九口的生计。生活困难时，身为家中长子的赵翼还得带着弟弟拣烂菜叶充饥。尽管如此，赵翼却从未荒废学业，他从小聪颖好学，跟随父亲在外辗转读书，12岁时就能一天连写好几篇文章。

然而，父亲的早逝，让这个原本穷苦的家庭陷入绝境。未满15岁的赵翼不得不挑起养家重担，代父授课。赵翼十分节俭，所得酬金“除买纸笔外，悉以养家，不敢用一钱”（清·赵怀玉《瓯北先生年谱》）。但一家人的生活依然难以为继，不仅要靠母亲纺织、弟弟做佣工贴补家用，还不得不卖掉老屋，以解燃眉之急。

乾隆十四年（1749），赵翼迫于饥窘，离家北上，机缘巧合下受到刑部尚书刘统勋的赏识，被延请入幕，参与纂修《国朝宫史》。次年，他参加顺天乡试，中举人，主考官汪由敦甚爱其才，将之招入麾下，负责拟写应制和应酬诗文。汪由敦是当时公卿中诗书学问极深的一位。在汪家供职的数年间，赵翼尽览汪氏藏书，诗文也经汪公提点而大有长进。

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，赵翼通过了内阁中书（明清时期司掌宫中撰拟、记载等文书工作的官职）的选拔考试，正式踏入仕途。两年后，赵翼因文笔出众，被调入朝廷中枢权力机关——军机处。当时正值清军西征，乾隆皇帝所下的汉文谕旨及与军需相关的奏折，大都由赵翼起草。在这方面，赵翼堪称驾轻就熟，他每一提笔，顷刻即成千百言，无不切中要害，深为朝廷倚重。更难得的是，他并不居功自傲，而是谦逊地博取众长，持续锤炼自己的笔功。有一年，赵翼被调到别处任职，军机处草拟文稿之事由他人代理，竟导致“事多延误”，赵翼不得不重新回来负责此事（参见杜维运《赵翼传》）。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），赵翼参加恩科会试（指科举制度中于正科之外，经由皇帝特许的开科取士），获探花及第，声名愈盛。

赵翼入仕之初薪俸低微，但无论是纂修史籍，还是出任考官，他都兢兢业业、脚踏实地、洁身自好，从不追求非分之财。当时，连县令之类的小官都有各种谋财“门路”，贪腐盛行，但在赵翼看来，“利之所在害即伏”（《瓯北集》），意即对利益的贪婪追逐之心，也是祸患的潜伏之地。因此，他选择坚守廉洁底线与清白志趣，做一名勤勤恳恳的京师文职人员。

执政公平 拒绝请托

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，乾隆皇帝在养心殿召见赵翼，肯定其工作能力，并寄予厚望，授其为广西镇安（今广西德保）知府。上任后，赵翼勤恳执政，事必躬亲，受到百姓拥护。他经常下乡访查，与民众打成一片。有时，他仗着脚力尚健，索性不坐竹轿，拄着手杖登山涉水，即便是深冬时节，他仍坚持巡访，“深山穷谷无不亲历”（《瓯北先生年谱》）。每到一地，乡亲父老、妇人稚童无不争相出迎。

镇安地处西南边陲，山高皇帝远，民风淳朴，百姓们面对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，敢怒不敢言。当地在缴收官仓稻谷时，有黑心吏胥强行以大筐进行称量，用“出轻入重”（百姓向官府借一筐稻谷50斤，其中包括筐重5斤，实得45斤；还的时候，连本带息，还要加上筐重，需归还65斤稻谷）的办法多收稻谷，中饱私囊。百姓无处诉说，只能忍气吞声。

赵翼发现后，即刻命人制作了一架“公平秤”，置于公开场所，让百姓自己过秤，使得贪心吏胥无从染指整个称量过程。对于个别拒不执行新规的监仓奴和书吏，赵翼当即予以严惩，以儆效尤。民众不再遭受盘剥，纷纷举酒相庆，“城内外酒肆几不能容”。

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），时逢广州知府空缺，两广总督李侍尧打算趁此机会，用这“肥缺”笼络赵翼。他派人传信给赵翼索贿：“李公已打算向朝廷推荐你，只需要你向他当面请求即可。”赵翼不愿靠“走后门”升职，加上李侍尧素有贪渎之名，更不想与其同流合污，于是断然谢绝。此举让李侍尧大为不快，另推荐他人补缺。没想到的是，乾隆皇帝早对赵翼青睐有加，下旨特选其为广州知府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！赵翼出奇的境遇及其为人的正派、高洁，令人叹服不已。

赵翼接到调令时正在外巡访，当即启程前往广州，镇安百姓因此未能当面送别。当赵翼的家属随后离开镇安前往广州时，沿街家家户户都设香案跪送，以表达对清官的敬重和钦慕。赵翼在广州上任大半年后，还有七十多名镇安百姓长途跋涉四千余里来到广州，送上“万民伞”（清代百姓为颂扬地方官员的德政而赠送的一种伞器），再次致以感谢。

自律甚严 著书传世

赵翼初至广州，经过仔细查访，他发现广州作为清代中后期“岭外雄繁第一区”，经济虽十分繁荣，却是“旧俗尚沿刘䶮侈”（刘䶮为南汉高祖，荒淫残暴、极尽豪奢，最终国破家亡），知府府衙日用也较别处豪奢，惯例每月大办宴席，“蜡泪成堆，履舄交错”（《檐曝杂记》）。赵翼对此十分反感，坚决纠正歪风陋习，并写下“地当都会多盘错，身处脂膏要洁清”“竭民脂膏饱嗜好，不有人祸将天刑”等诗句，告诫自己愈是在灯红酒绿、珠光宝气之地，愈要坚守清白，要像吴隐之饮贪泉、包拯弃端砚那样严拒腐蚀，才不致堕落败坏。

在广州任职期间，赵翼处事十分谨慎、自律甚严。每日用餐，不过三菜一汤；衙内宴客，大多让同僚代为应付，自己则坐堂处理诉讼，每日起码审定八个案子，常常至深夜也不得休息。其余时间，则巡访市场商铺，到周边地区视察民情，了解百姓所思所想，对原本欠妥的政策措施予以纠正，或亲自登上西洋舰，与外商接触，忙得“刻无宁晷，未尝一日享华腴”（《檐曝杂记》）。

一次，官府捕得番禺海盗108人。按照清朝法律，凡江洋大盗，无论情节轻重，一律斩首。而赵翼心怀悲悯，秉持不枉杀、滥杀无辜的原则，细细分析案情，严惩主犯38人，其余“案情稍轻”的70人则仅作流放处理。

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，赵翼升任贵州贵西兵备道（今贵州威宁），却不料此时有人上书构陷其在广州轻判海盗一事，害其被降职查办。赵翼本早有解甲归田之意，便干脆以奉养老母为由致仕，转而寄情于著书立言。

晚年的赵翼生活水平有所改善，但其未曾忘本，时常劝导家人勤俭节约。返回常州故里后，赵翼带着全家人着农家装束，与村民樵夫共话共饮。他将自己“田舍翁”的出身讲给孩子们听，从小培养他们“菜根须咬”的艰苦作风。嘉庆十九年（1814），赵翼染疾，饮食渐衰，但他仍以坚强的毅力“起坐观书，未尝竟日卧”（《瓯北先生年谱》），后病情加重，于八十八岁高龄平静病逝。

就在辞官归隐后，赵翼写出了他最负盛名的史学巨著《廿二史札记》。在书中，他梳理阐释了“历代治乱兴衰之故”，以史为鉴、经世致用。他对各朝吏治尤为关注，认为一个朝代的吏治好坏，与施政环境和官场纪律有很大关系。“朝政肃，则刑余为吏亦能砥节奉公；朝政弛，则士大夫亦多贪纵。”意为在风清气正、纪律严明的环境中，无论大小官吏都不敢懈怠徇私；反之，则易滋生贪婪纵欲。

赵翼还以明朝权倾一时、大肆贪贿的宦官刘瑾为例，一针见血地指出“贿随权集”，即权力不受监督，是腐败出现的根本原因，而无论是大臣还是宦官，一旦掌握权柄，都将吸引行贿者源源不断地为他们输送利益。更严重的是，既得利益者还会“顾其门户”，阻碍制度变革，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沦落为门阀工具的九品中正制即是如此。

基于历朝历代的吏治得失，赵翼提出了许多耐人深思的观点：制度法令不能一成不变，而要随实际条件的变化而变化；反腐倡廉并非单一方法就能“包治百病”，而是由制度、法律、教育、文化风俗等多重因素互动相促的动态过程。囿于时代局限，赵翼虽无法给出整顿吏治的最终方案，但他的著作仍为今日的反腐倡廉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意义。

赵翼故居门前场景。资料图片

【评说赵翼】

赵翼以精于史学、考据而闻名，所著《陔馀丛考》《廿二史札记》享誉后世。但赵翼同时也是一名官员，在中央当过内阁中书、翰林院编修，在地方当过广西镇安府知府、广东广州府知府、贵州贵西兵备道，并在云南参与过缅甸之役的军务等，同样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事迹。

举《清史稿》其本传所载一例。赵翼在任镇安府知府期间，当地百姓往常都是用竹筐向社仓交谷，“以权代概”，以秤量的方式代替用概板刮平。后来，主管部门因为要买马接济滇军，“别置大筐敛谷”。一个“敛”字，道出了“民苦之”的必然结果。赵翼到任后，则“听民用旧筐，自权，持羡去”，不仅允许百姓沿用旧筐，亲自过秤，而且让百姓把盈余的部分拿走。这一来，令百姓感激不已，以至于赵翼“每出行，争肩舆过其村”，争着用肩舆抬着他经过他们的村落。

用今天的话来表述赵翼此举，可谓“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”，而用《五灯会元》中的说法，叫作“劝君不用镌顽石，路上行人口似碑”。镌顽石，即刻石碑。石碑与口碑是两个事关颂扬的品种，前者是有形的，通过把颂扬文字镌刻于石质材料之上，以期不朽于后世。后者是无形的，属于人们口头、行为上的嘉许，所谓不胫而走。相对而言，无形的口碑无疑更接近客观真实。南宋曾极有《金陵百咏》，其中的《没字碑》咏道：“漫漫荒地浸绿芜，残碑一丈载龟跌。当年刻画书勋伐，雨打风吹字已无。”不就很难说他在“就事论事”之外，没有其他的意味吗？

赵翼在学术上的成就辉煌耀眼，其宦海生涯中锐意革新除弊、为民利民的作为显得有些微不足道。但是他这样做了，历史便书写了这一笔。古往今来，口碑如何理当作为考察官员的标尺之一，因为它等于纳入了民意。

——潮白

（刊载于南方日报2020年12月10日副刊海风版面和南方+客户端平台）